小朋友：买琴

女儿从小拉琴，到十岁时需要换一把4/4的小提琴。通常她的小提琴老师要求家长在小孩换大琴时至少要买一把一，两千美元的。便宜的琴在老师那里过不了关。我们正准备做预算时，女儿告诉我们她的老师向他推荐一把中国琴。这琴价格十分便宜，只需要175美元。我们和女儿当然乐呵呵地接受了这一把琴。这把小提琴音量偏弱，但音质却很好。问老师为什么选中这把琴，她说她的一个朋友开始尝试卖中国琴，请她帮助鉴别。她没有想到如此便宜的中国琴质量还算过得去。看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产品的质量是逐渐在提高。由木匠改行做琴师的中国工匠的手艺也大有长进（据说中国占有全世界学生用琴市场的百分之七十）。

就用这一把琴，女儿从市里的中学生交响乐团首席一直拉到州青年乐团的第一小提琴。在2006年全州青年乐团表演完后，女儿回来说：“爸爸，我的那把琴也太差了一点，我们团里几乎所有小提琴都是一万美元左右的，人家的琴弓就要上千美元，他们不敢相信我用的是一把175美元的琴。”是呀！女儿的琴是该换了，何况我们已经占了这么多年的便宜。

一万左右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几千的预算还可以凑合。接下来是先进行调研，看看花三五千美元在美国能买到什麽样的琴。家的附近就有一位手艺不错的琴师。于是就近到他的琴行先看看，一进屋子，就看见满屋挂的大小提琴。看了几把三千左右的琴，感觉并不怎样。看来在美国要买一把像样一点的琴，非万把美元不成。学小提琴是个耗钱的玩意儿！老师傅那里有一把琴弓就要一万二千美元。 冥思苦想，灵机一动，干吗不考虑考虑回中国买一把回来。中国好像也有不错的琴师。于是便开始了我们的中国买琴计划。

要在中国买琴，首先的问题是在谁那里买。首先想到的是我孩提时代曾经一起吹拉弹唱的好友大庆。大庆是那种身残志坚，极有音乐天赋的才子，吹拉拨弹样样上手。他现在在家乡开一琴行，他的琴行大多销售学生用琴，偶尔也卖七八千人民币的小提琴。听说我有意一把两三万人民币的琴，大庆说：“我得到北京去给你订做或者请人带两，三把回来让你挑选，条件是你必须买一把。” 想来大庆的要求也不过份，请人从那麽老远把琴带过来，不要似乎不好。不过，要是这样买的话，可能就买不到满意的琴了。在意识到从大庆那里买琴的计划不是十分现实之后，我们开始考虑其他途径。大庆在给我推荐小提琴的时候提到一个名字—戴洪祥。

我们于是计划在2006年夏天回国时在北京停留两天买琴。在北京买琴的最大问题是请谁来帮忙挑选。女儿尽管拉琴近十年，但选琴可不是一个孩子就能胜任的。怎麽办？我们在北京没有认识音乐界的任何人。于是打电话给我以前的学生，北大物理系的老乡孟杰教授。孟教授说：“没有问题，我跟你找一个人。我还听说中央音乐学院有一位叫郑荃的教授做的琴不错。”

有了这些信息，我们便开始了网上的研究。在谷歌上搜寻戴洪祥，发现他是中国自一九四九年以来最好的小提琴制作大师，他的琴在八十年代初曾经获国际金奖，此人已经于九十年代仙逝，但是他的儿子戴克和孙子戴文良还在继续经营戴洪祥小提琴制作中心。打电话问及戴家，文良说他爷爷做的价位在三万左右的琴还有三把，到时可以来看。于是敲定一家，至少到北京时不会落空没有琴看。再搜寻郑荃的名字，得知此人是戴的高徒，得道后有到意大利又学了五年制作，制作的琴也曾获国际大奖。郑教授现在中央音乐学院带着一群研究生经营他的提琴制作研究中心。越洋电话一打，又找着一家。一切就绪，高枕无忧。

七月回到贵阳，女儿想起要去看看上次回国带她练琴的梁老师。梁是贵阳歌舞剧团的首席小提琴，谈话间他得知我们要去北京买琴后说：“干吗不到我的老师那里去看看他的琴？他手上有一些外国的旧琴。” 梁老师是在他的老师关牛棚的时候到农村去跟他学琴的，他们师生关系非同一般，梁老师在学琴的岁月和他的老师是同吃同住。梁老师还说，听他的老师拉琴，哪怕是拉练习曲都那麽优美动听。清晨老师在场院里拉琴热身时，过往的行人会情不自禁地停下来，静静地享受。

我们非常高兴又多了一个选择。

带着两个女儿从北京首都机场出来的时候是早上十一点，事先和梁的老师向泽沛约好到了机场就给他打电话。到了向老师家已经是中午十二点钟。向老师是骑车出来接我们的，他六十出头，清瘦精干，一看就是那种精力充沛的人。向老师已经退休，他原是北京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国家一级小提琴手，一级指挥。向老师从八岁起跟随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学琴十四年，马思聪举家一九六七年从珠江口冲向公海，出逃美国后，向老师即受牵连，在北京近郊农村下放十年。后来从向老师那里得知，他家和马思聪家是世交，中央音乐学院还在天津时他们两家就常相互来往。

向老师给我们看了四把老琴，它们分别来自捷克，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选琴这活可不容易，好琴不但要求音质要正，音色要润，而且背板面板纹路清晰均匀，背板最好是百年老料。更重要的是拉琴的人要喜欢，要象试骑一匹新马一样，觉得能驾驭此琴。为了避免受价格的左右，一般在比较琴时先不要看价格。那把意大利琴是十七世纪克雷蒙那的仿制品，其它一切都挺好，就是A弦音量稍差，而且女儿觉得对那把琴的控制不太好。捷克琴较差，板材不好，背板十分难看。那把德国琴给人的印象不深。而那把法国琴却与众不同，音色圆润，音量宏大，女儿拉上去十分顺手。后来一看价格，捷克琴一万七人民币，德国琴二万一，意大利琴二万三，法国琴二万五。看来钱还是识货的，而我们的初步鉴赏也还合理。由于我们第二天还有两家要看，我们暂时没有作任何决定。

戴家住在离北京民族饭店不远的地方。我们在等到孟教授给我们介绍的选琴帮手--北京音乐周报主编傅显洲先生后，一起敲开了戴家的门，进家时三把琴已经准备好。走进戴家的第一印象不算好，屋子昏暗狭窄。女儿要开始试琴时，戴家居然找不到松香和垫肩。看来戴洪祥的后人没有把这琴行经营好。三把琴试下来，只有一把二万八的琴还勉强可以。我们好奇，就请戴家把戴老先生做的好琴拿来看看。他们还收藏得有和戴洪祥获金奖的琴同期制作的一把琴，我们有幸得一饱眼福。琴的价格我们没敢问，估计三十万打不住。拉起来就是不一样。最令人激动的是那块背板材料，它上面的花纹形成许多鸟或猫的眼睛，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有一种背板材料叫鸟眼枫。就这材料本身就其贵无比。除了这把买不起的琴之外，我们对戴家的琴有一点失望。

下午去了中央音乐学院的郑荃教授的提琴制作中心。中心的规模还不算小，占了五六个房间和一个长长的过道。郑老师估计五十出头，有一个可爱的儿子，也许是潜心事业，儿子才六岁左右。等待我们的也是三把琴，照例，琴给女儿试，价格单给老爸。三把试下来，女儿对那把三万的琴爱不释手。可傅老师和我有两点疑问，一是这琴不是郑老师亲自做的，而是出自他的研究生之手（后来得知，郑老师做的琴至少已经是十万身价了）；二是新琴也许几年以后会变声，运气不好就变坏了，尤其是如果板材的干燥年代不够的话。据郑老师说他们是用了什么现代处理技术，使木材的音质特别好的，我们担心是否是一种快速老化木材的方法。琴是好琴，可花三万去买一把不是名师制作的新琴，似乎不是胜算。

我们还是没有忘记那把法国琴。

由于傅老师昨天没有见着向老师的琴，我们又回到了向家，再看那几把外国老琴。很明显，我们已经排除戴家的琴，最后就在郑老师的琴和这把法国琴之间做决定。女儿回来再次试这把琴时，她还是认为这把的音质音量等各个方面都比在郑老师的那里看的那把琴好。而我和傅老师的意见也明显的偏向这一把琴，这琴的背板纹路细腻清晰，饱经沧桑的面板上有修补过的裂缝，我们想有人舍得出钱修复，该是一把好琴。琴上印刷的制作年代是1870，琴上的标签一般不说明什么问题，仿制琴大都会贴上真品的年代。问及向老师这琴大概有多少年了，他说他也不知道，他说可能有五十年左右了吧。我们最后决定买这把琴。琴选好了，我终于可以把我用报子包着的那一大包钱交出去了。这信用卡不畅通实在是麻烦，我们要是琴没选中，我还得把那一大捆现金扛到美国来。

琴选好了，皆大欢喜。我们欣赏了向老师的绝妙琴声，那琴声，如行云，似流水，回旋耳边，优雅动人。之后向老师又向我们展示了他收藏的两把好琴，一把是有两百多年历史的意大利琴。另一个是一把十分奇怪的小提琴，它的琴身比正常的琴多了四个凹边，整个琴象一个花瓣。而琴头是帕格尼尼的头像。此琴，小巧玲珑，娇弱乖秀，声音柔和，十分女性。向老师叫它“小妾”。他说国内许多女性提琴高手对此琴是垂涎三尺，出价十几万他都不愿出手。其实我觉得向老师是没有找到能驾驭他的“小妾”的好手，卖琴的人，尤其是会拉琴的卖琴人只希望把他们的琴买给好手。因为，一把好琴需要拉它的人来调养，养得好的话，琴声会越来越好。向老师在把那法国琴给女儿的时候说：“你以后没有理由不好好练琴了。” 看得出来，这把法国琴也是他看得起眼的一把好琴。


后记一：在我给向老师的“小妾”照相时，我无意中发现在照片的背景上有一张向老师全家和马思聪全家的黑白照片，向老师曾把这张照片赠送给在广州的马思聪纪念馆。

后记二：我们回到美国以后，为了给这把琴买保险，把琴拿到我们的琴师邻居那里去估价，并问他这把琴的年纪。他说这把琴不只五十年，至少有一百年的历史，因为背板的木纹用手摸上去已经有波浪的感觉，这只有百年沧桑才会让木纹的疏松处凹陷下去。他给我们的估价是八千美元。

建议：买几千美元的小提琴，可以考虑到中国去买。

小朋友
2006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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